在第一排,前妻不停地对着我微笑,还伸出大拇指。她的嘴型好像只说了两个字:牛×!
采访进行得很热烈,基本都是其他四人在说话,我羞于标榜自己。虽然大多数记者都是对着我提问的,可我总是把话题撂给大家,尤其是善于说场面话的魏党军,简直是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不遗余力地夸赞我这个前下属。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很鸡贼的女记者问我:“余先生,请问你怎么会有地下贩卖人体器官组织的联系电话?”
我说:“我从网上搜的,跟其中一个人通过QQ联系,所以有了他们的电话。”
鸡贼女记者又问:“你一个普通市民怎么会跟犯罪组织有联系呢?”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而其他人也无法替我回答这个问题,现场瞬间变得尴尬,所有记者都竖起耳朵听我的解释。我相信,此刻现场的摄像机和照相机肯定都把镜头推上去,正在给我面部特写。主持现场采访的冯所长急忙给我打圆场,说是余先生身体不适,宣布采访到此结束。现场开始有些骚乱,这是很多记者因为不满发出的声音。其实,我现在有很多应答备案,每一条都能帮我渡过这一关,例如是对方主动加我的QQ,询问我是否愿意捐献眼角膜等等,但我不想搪塞。我知道,所有记者都是人精,他们会揪住这个话题问个底儿掉,于是,一个谎言需要一千个谎言来遮掩。我总共还有不到半年时间,我不想在谎言中走完我的人生。于是,我站起身来,现场霎时安静下来,我清了清嗓子说:“是我主动找到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因为我卖掉了我的眼角膜。”
采访现场像是炸了锅一样,我的回答让记者很是兴奋,兴奋得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提问。我的肾上腺素就像决堤的洪水,兴奋度绝对超过在座的记者,我的大脑或者说是我的灵魂仿佛出了壳,晃晃悠悠荡漾在会议室的上空,欣赏着因我一举一动一张嘴就能把控的场子。两个月前,就算是在我七十平方米的家里,都不是我能控制的场子。两个月后,我竟然能够左右北京城里所有媒体记者的兴奋度。我真他妈的应该感谢胰腺癌,如果不是胰腺癌,我怎么能享受一周来如此快意的人生?冯所长离开主持台,走到我的跟前对我说:“余先生,您是不是身体不适?我们先去休息室休息一下吧。”
我一摆手,拒绝了冯所长的台阶,台下的记者看到我的手势,也安静下来。先前那个女记者接着发问:“请问余先生,您为什么要卖掉自己的眼角膜?”
我从会场半空中收回我的大脑,对那个女记者说:“因为我得了胰腺癌,我的生命只剩下不到半年时间,我不想把眼角膜捐给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