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苦！
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xdx潮掀了起来。z.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县电影队下来放电影时，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灯片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当银幕上出现那些男女生殖器的夸张图形时，黑暗中的观众发出一阵阵怪叫和狂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着瞎起哄，很多年轻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这样的避孕宣传简直就像催生的春·药，县剧团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
此时姑姑已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已，我姑姑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那时身体略有发胖，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发黄。她的声音嘶哑，有了几分男人嗓，我们经常能在高音喇叭里听到她的讲话。
姑姑的讲话大多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场：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计划生育……
那段时间里，姑姑的群众威信有所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
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群众群起响应，胡吵闹，乱嚷叫。砖头瓦片，齐齐地扔到台上。演员抱头鼠窜。王脚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