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随便给他看任何东西，只要是柔软的纸张。从滑行的食物托盘里给他资料，不要从围栏里用手递给他任何东西，也不要接受任何他可能从围栏里面递出的任何东西。他可以通过托盘送还文件。我坚持遵守这些纪律。布隆博士和克劳福德先生都向我保证你会遵照办事程序的。”
“我会的。”格雷厄姆站起身。
“我知道你很急切地想开始你的工作，格雷厄姆先生，不过我想先告诉你一些情况，你会感兴趣的。
“也许警告你莱克特的情况会显得多余，可他的确非常善于消除别人对他的防备。在他被带到这里来以后的一年间，他表现得非常好，而且显示出愿意在测试方面合作的态度。结果——那时还是我的前任在主持工作——对他的防备开始慢慢放松了。
“1976年7月8日下午，他说觉得胸口疼。在观察室他身上的束缚物被摘下来好方便做心电图。他的两名看守一个离开屋子去吸烟，另一个背过身去只一小会儿的时间。那名护士眼明手快而且身体强壮，她奋力自救才得以保住了一只眼睛。
弗雷德里克·奇尔顿博士，巴尔的摩精神病犯罪医院院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和格雷厄姆握了握手。
“布隆博士昨天给我打了电话，格雷厄姆先生——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格雷厄姆博士？”
“我不是博士。”
“我很高兴又听到布隆博士的消息，我们认识很多年了。请坐那把椅子吧。”
“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奇尔顿博士。”
“你可能会觉得这很稀奇。”
“说句心里话，我有时觉得自己更像莱克特的秘书，而不是他的看管员，”奇尔顿说，“单凭他大量的邮件就够让人头疼的。我想在研究界能和他有书信往来是被当做时髦的——我曾经见到他的信被镶在框子里展示在某个大学心理学系的橱窗里——而且曾有一段时间似乎每个心理学系的博士研究生都希望能和他面谈一次。噢，很高兴和你合作，当然，还有布隆博士。”
“我需要私下里和莱克特博士见面，外人越少越好。”格雷厄姆说，“今天会谈以后我可能需要再次和他见面或者给他打电话。”
奇尔顿点点头。“我得向你重申一下纪律。首先，莱克特博士会一直待在他的屋子里。那是他惟一可以不戴束缚物的地方。他房间有一面是双层栅栏并且朝向外面的走廊。我会在那里给你放一把椅子以及隔板，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必须要求你绝对不要给他任何物品，除了没有订书钉和夹子的文件。不许给他装订线圈、铅笔、钢笔或圆珠笔。他有毡头笔。”
“我可能要给他看一些能让他兴奋的材料。”格雷厄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