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抱着特大号茶缸蹲在一边，往嘴里扒拉着红苕米饭，等大家说完，他开口了，说什么先进、落后的，不都是老百姓吗？落后老百姓就该让老曾打十环？再说老百姓没有不落后的，你们到农村做一回老百姓试试，饿你们一冬，看你们落后不落后，偷不偷公家红苕？
我凑到他身边，想说谢谢什么的，又觉得该谢谢他的是那个落后老百姓。刘峰脸对着大茶缸说，这儿的红苕真不一样啊，嚼着跟栗子似的。你个小穗子，就因为你贪玩，这么好的红苕大娘今晚差点儿吃不上了。
那以后，哪儿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里就有刘峰。连女兵澡堂里的挂衣架歪了，刘峰都会被请进去敲打。他心灵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铁匠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他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
我们跟刘峰真正熟识，是在他当上我们毯子功教员之后。我们每天最痛苦的时间不是早上跑操，不是晚上政治学习，也不是下午听传达文件，而是每天上午七点的毯子功课。我们那群女兵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十二，排成一队有六七八米长，毯子功一个半小时，我们一个个由刘峰抄起腰腿，翻“前桥”（前软翻），“后桥”（后软翻），“蛮子”（侧空翻），跳板蛮子。尤其跳板蛮子，他得在空中接住我们，再把我们好好搁在地上。我们恨毯子功，首先是我们觉得它无用，其次是我们胆小，给跳九九藏书板弹几米高再一个跟头翻下来，整个人经过刹那的恐怖休克，都不知道怎么落了地。因此只要刘峰提醒一句：“腰里使劲儿，啊。”我们就会给他白眼，越发不使劲，全由他搬运。
我们停止给刘峰白眼，是他当选上全军学雷锋标兵的时候。当标兵本来不招人忌妒，但它的后果太好，比如入党、提干，提了干后果更好，可以谈恋爱结婚分房子生孩子。所以人人明争暗夺当标兵。入党对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生发的优越感，有些文件只有党员配听。听文件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当这帮党员拎着马架子，齐刷刷向小排练室操步，个个一脸的国家大事，把目送他们的我等进步青年看成虚空，那是让我们顶眼红，顶妒忌。
我们中的郝淑雯是最后一个对刘峰收起白眼的。郝淑雯是那个把我们集体平均体重提高的丰满女兵，一米六九，还没碰到她就能感到她青春体温的冲击波。她是一个空军首长的女儿，父亲手下一个师的高射炮兵。郝淑雯活着的每天都要有人帮忙，骑车上街不会下车，就临时叫住一个过路人帮她扶住车后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