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死鬼”。无数小贩在街上摆着小摊，和大妈老婶两分一毛地争论价格，在秤上缺斤短两。他们的头发，枝条般零乱，指甲缝里长年有均匀浓重的黑泥，没有生意的时候，太阳洒下来，他们肆无忌惮地注视过往姑娘的酥胸大腿，一尺长的西瓜刀在手上晃动，痴想自己或许有一天也能成为恶霸，横行乡里，睥睨地方。“五一”、“十一”、亚运会之类的来了，他们被认为有碍市容，通通赶到楼群里，和“吊死鬼”们在一起出没。总之，那个地方本身没有任何诗意，绝不会让人想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绝不会让人想起如果有杨柳一样依依的姑娘，可以伸手揽住她杨柳一样的腰身。
我的老妈在这个叫垂杨柳的地方声名赫赫。她熟悉方圆五里所有的职能部门，卖肉的、卖菜的、收税的、邮局的、管卫生的、扫大街的、派出所的、保健站的都管她叫“老妈”。她能平定方圆五里所有的事情，我周末回家，常常是一屋子的人，都是老妈的干儿子干女儿，我要叫十几声哥哥姐姐。一次，老妈办事儿回来，叫“热”，打开冰箱，咬开瓶盖，一口气吹了一整瓶燕京啤酒进肚。当时我的一个同学目击了全过程，对老妈的存在进行了历史性的评论：“老妈如果振臂一呼，垂杨柳就独立了。”
我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念书人，我的书一直码到了我家破房子的屋顶。听着知了叫“伏天”，窗外是无数小贩和“吊死鬼”，我在窗下读《逍遥游》和《游侠列传》，安定从容，如痴如狂。老妈说我应该接受双重教育，一重教育来自书本，另一重来自窗外的江湖。赌博起贼性，*情出人命；开出租车的蒋七拿西瓜刀挑了卖大饼薛四的手筋，二十七楼的王老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爬进了儿媳的被窝。老妈在平定各种事情之前，总要和我细述原委和各个当事人的逻辑，穷推各种解决方案的曲直优劣。老妈和我拿了老爸钉的马扎，坐在门口巴掌大的空地上，头上的月亮很亮，随着丝线坠下的“吊死鬼”闪烁着绿光。我想起《资治通鉴》中在御前大殿中进行的种种讨论：匈奴带着血光从北方杀来，是扣下李广们的妻儿，让他们带领着一国的男儿去抵挡，还是挑个王昭君赐为皇妹，兰汤洗香下体，绸子裹了，送给匈奴灭去血光。种种相通穿过时间空间，通过“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一呈现在我的脑海，让我心惊肉跳。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念工商管理硕士的时候，摊开一个个哈佛案例，脸上难免闪过一丝微笑，案例里面的一切是如此熟悉和小儿科。我的血液里有老妈替我打下的精湛幼功，有三千卷的经史和江湖。
因为是周围唯一的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