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祖母冯婉喻连她的小女儿丹珏都不认识的那天,我和祖父陆焉识的关系已经是“死党”级了,虽然我表面上不让他看出来,我其实特拿他当回事。他开始给我推荐书籍阅读,介绍古典音乐曲目给我,那是他的挑唆方式。他不动声色地挑唆,把我和正在流行的迪斯科、邓丽君离间开来。阅读海明威和福克纳也是这样,他并不讲翻译家的坏话,一个贬低的词都没有;他只是从中译本上转开目光,再把两束浑浊的目光放远,有点拿腔拿调地背诵着原文。这样,他也就成功地离间了我对于翻译家的信任,我开始写信请求大姑母冯丹琼替我在美国买原著,再海运到上海。
我祖母冯婉喻把冯丹珏认成陌生人是她失忆症的又一个飞跃。
1980年夏天,丹珏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两周,回到家婉喻对着她就来了一句:“侬好。”丹珏浑身的血都凉了。接下去的几天,丹珏不屈不挠地一次次和婉喻进行母女相认,一次次向母亲自我介绍,摆出证据,证明她确实是那个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从小姑娘生活成老姑娘的冯丹珏。并且,冯丹珏还要和母亲向着未来生活下去,母亲最好接受她,尽快地熟识她,以便她们在一个屋顶下把日子往下过。丹珏从美国回到家那天,陆焉识也耐心地一遍遍地替丹珏作证:这个拖着大旅行箱进门的中年女子不是不速之客,用不着忙着泡茶,切水果地款待。婉喻似乎更信任陆焉识,他在丹珏脱下美国的姐姐送的裙子式长风衣,又拿出几块衣料时说:“喏,你看,这个不是小囡囡是谁?两礼拜前她出国的时候,你不是叫她帮你买美国衣料吗?”
婉喻终于恍然大悟地一扬眉毛(谁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恍然大悟),脸上肌肉渐渐舒展开。
“你也认得她的,对吗?”婉喻指着丹珏问焉识。
知道焉识也认识丹珏,婉喻点点头,心里似乎有底了。焉识已经是她离不开的伴儿,每天早晨天刚亮她就会在阳台上等他,下雨刮风都不例外。焉识也是风雨无阻地按时到来,陪婉喻玩玩两人的牌戏――同一种玩法他必须天天教她一遍。然后他读书或读报,她便静静地在一边陪着,或打打瞌睡。他们隔一天就会出去逛公园,吃饭。婉喻越吃越少,但坐在一个环境不错的餐馆里,她心里似乎出现了什么故事。那些故事她无法理出头绪,再把它们讲出来,但谁都能看出她的记忆活跃起来。陆焉识从这年的五月开始得到民政部的补发工资,每月有一百二十六元,除了他贴补儿子一家的六十元,剩余的钱够自己和婉喻坐几次雅致的餐馆。这里说“坐餐馆”比说“吃餐馆”要来得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