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室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只有,一张软软的沙发。
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我来不及失望,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角,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时候特意用了用
门关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见,他们的亲人被推进手术室,从此不见了——如果手术成功了,会送到紧急情况看护室,调理一段时间,然后送到楼下各专业看护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败了,他们谁都不会回来了。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恋爱在这个地方看来,其实只是极端的情绪,有极度的开心,也意味着同时可能有可怕的不开心。护士长稍微情绪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是办杂事时的不耐烦。虽然他们都尽量保持专业,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属们,看着他们脸上曲线的一起一伏,内心都要跟着一跳一宕。
于我来说,更是个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情感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着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来决定集体将如何地推波助澜。
一开始有人建议,不如造谣让他们分开。他们开始在护士长帮他们打针的时候,说,好像看见某某医生和另一层的护士出去了。哦,是吧。针意料之中地没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张罗着,要给医生介绍有钱又漂亮的女孩子,护士长听到了,闯进那病房里,叉着腰就骂:“你们是活得太舒服了吗?”众人静默。
从此,一切都是往推进他们情感稳定的方向上布局了: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怎么买,谁听到护士长如何地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我并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参与者,只需要每次看到护士长的时候,笑着说,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无意在医生面前说护士长如何地体贴、负责,然后要提高声调说:“要是以后我能娶这样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厕所碰到他。他不耐烦地拉起拉链,说,你这小毛孩懂什么,再乱说就揍你。我点点头,不能告诉他,根据大会要求,我坚持一定要见一次说一次。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热闹非常。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