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室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只有，一张软软的沙发。
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我来不及失望，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角，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时候特意用了用
门关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见，他们的亲人被推进手术室，从此不见了——如果手术成功了，会送到紧急情况看护室，调理一段时间，然后送到楼下各专业看护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败了，他们谁都不会回来了。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恋爱在这个地方看来，其实只是极端的情绪，有极度的开心，也意味着同时可能有可怕的不开心。护士长稍微情绪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是办杂事时的不耐烦。虽然他们都尽量保持专业，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属们，看着他们脸上曲线的一起一伏，内心都要跟着一跳一宕。
于我来说，更是个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情感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着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来决定集体将如何地推波助澜。
一开始有人建议，不如造谣让他们分开。他们开始在护士长帮他们打针的时候，说，好像看见某某医生和另一层的护士出去了。哦，是吧。针意料之中地没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张罗着，要给医生介绍有钱又漂亮的女孩子，护士长听到了，闯进那病房里，叉着腰就骂：“你们是活得太舒服了吗？”众人静默。
从此，一切都是往推进他们情感稳定的方向上布局了：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怎么买，谁听到护士长如何地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我并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参与者，只需要每次看到护士长的时候，笑着说，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无意在医生面前说护士长如何地体贴、负责，然后要提高声调说：“要是以后我能娶这样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厕所碰到他。他不耐烦地拉起拉链，说，你这小毛孩懂什么，再乱说就揍你。我点点头，不能告诉他，根据大会要求，我坚持一定要见一次说一次。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热闹非常。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