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话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情，仿佛他还有一个月便要出去
我说，“真美，多谢。”
他耸耸肩，改变话题，“明年是你的大日子了。”
我点点头，明年是我入狱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一生中百分之六十的光阴都在肖申克州立监狱中度过。
“你想你出得去吗？”
“当然，到时我应该胡子已经花白，嘴里只剩三颗摇摇欲坠的牙齿了。”
若有所思。又怎能怪他呢？不过总算称了诺顿的心……至少有一阵子如此。
他的沉郁到了一九六七年职业棒球世界大赛时改变了。那是梦幻的一年，波士顿红袜队不再排第九名敬陪末座，而是正如拉斯维加斯赌盘所预测，赢得美国联盟冠军宝座。在他们赢得胜利的一刹那，整个监狱为之沸腾。大家似乎有个傻念头，觉得如果连红袜队都能起死回生，或许其他人也可以。我现在没办法把那种感觉解释清楚，就好像披头士迷也无法解释他们的疯狂一样。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当红袜队一步步迈向世界大赛总冠军宝座时，监狱里每个收音机都在收听转播。当红袜队在圣路易的冠军争夺战中连输两场的时候，监狱里一片愁云惨雾；当皮特洛切里演出再见接杀时，所有人欢欣雀跃，简直快把屋顶掀掉了；但最后在世界大赛最关键的第七战，当伦伯格吃下败投、红袜队功亏一篑、冠军梦碎时，大家的心情都跌到谷底。惟有诺顿可能在一旁幸灾乐祸，那个龟儿子，他喜欢监狱里的人整天灰头土脸。
但是安迪的心情没有跌到谷底，也许因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棒球迷。虽然如此，他似乎感染了这种振奋的气氛，而且这种感觉在红袜队输掉最后一场球赛后，仍然没有消失。他重新从衣柜中拿出自由的隐形外衣，披在身上。
我记得在十月底一个高爽明亮的秋日，是棒球赛结束后两周，一定是个星期日，因为运动场上挤满了人，不少人在丢飞盘、踢足球、私下交易，还有一些人在狱卒的监视下，在会客室里和亲友见面、抽烟、说些诚恳的谎话、收下已被狱方检查过的包裹。
安迪靠墙蹲着，手上把玩着两块石头，他的脸朝着阳光。在这种季节，这天的阳光算是出奇的暖和。
他微微一笑，把脸又转向阳光，闭上眼，“感觉真舒服。”
“我想只要你知道该死的冬天马上来到，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他点点头。我们都沉默下来。
“等我出去后，”
安迪最后说，“我一定要去一个一年到头都有阳光的地方。”
“哈啰，雷德，”
他喊道，“过来聊聊。”
我过去了。
“你要这个吗？”
他问道，递给我一块磨亮的“千年三明治”“当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