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受不了这种煎熬，决定去找她，又找了借口离开了家乡。
那段时间我蓄了胡子，一眼很难认出来，
只有先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待着，我想到了大庆附近的一些山村，那里还在做地质普查，我们可以冒充地质队待上一段时间。
王四川觉得可行，我们查了地图，找了一个不通火车只能步行进去的山村，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兑换成粮票。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发现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村子，这个村子里的人甚至对抗日战争的事情也不熟悉，因为没人愿意走这么远来抓几个壮丁，四周又全是山。
我们在村公所用全国粮票换了一间屋子和一些生活用品，在村里挨过了整个冬天。
快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粮票已经用完了，有一拨供销社的人来做普查，我们朝他买了一个收音机，播放当时的广播故事，来换取粮食。一直挨到立夏，我们才走上了回途。
我完成了该做的事情，回到了地面上。
外面有很多人，汽车开的临时栈道出现在木屋的周围。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人，走上了临时的栈道，在中段，我遇上了王四川，他竟然在半路等我。
我初看到他吃了一惊，但并不感动，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一定会在半路上等他，不仅是情谊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是同类了。
对视中，他问我道：“成功了?”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不能去单位报到，我先回了老家，编了一个故事告诉爹娘，说自己做了逃兵，差点死在苏联人手里，大部队以为我牺牲了，先藏了起来——在那个消息闭塞年代的乡下，这样说是不会露出破绽的。
老爸对于我的事情非常意外，但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得以暂时躲在了家里。
当时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打仗打完以后找不到部队，只好回老家，在部队里是作为烈士，以后重新登记户口的时候，就要找其他身份顶替。
我父亲托他部队里的朋友，尝试帮我找个空户口顶上，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
另一边，袁喜乐也没有任何的消息，我没有收到任何信件，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况。
我们走了两个星期，在大雪中看到了伐木林场的小火车，偷偷爬上火车，等到在一个木站下了车，已经冻得连话也说不清。
我们又在木站冒充其他林场迷路的建设兵团，拿了大衣和一些干粮，坐火车回到了佳木斯。
那时候还没有全国联网，我们的身份证和军官证通行无阻，可以去任何大食堂吃饭。
后来王四川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说想回山西老家去，但这不太现实，以后我爹妈问起为什么要回去，事情会很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