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去找了店主安德乌，我问他是不是卖过这么一顶帽子。他们查了查售货簿，很快就查到了，这顶帽子被一位住陶尔魁里夏朋捷公寓的瑞伯先生买走了。这样，我就找到了死者的住址。”
“漂亮，干得真漂亮！”福尔摩斯低声赞道。
“后来，我就去夏朋捷太太那里了。”葛莱森继续说，“我发现她脸色苍白，神色非常不安。她的女儿也在家里——她是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这些我都注意到了。因而，我开始怀疑起来。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当你发现正确线索时，心里有多高兴。我问：‘你们知道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瑞伯先生被人暗杀的消息吗？’
“夏朋捷太太好像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她只是点了点头。而她女儿更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越看越觉得她们肯定知道些什么。
“我问道：‘瑞伯先生是几点钟离开这儿去车上的？’
莱森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很得意地一口口地抽着雪茄，忽然，他高兴地拍了一下大腿说：
“雷斯垂德那个傻瓜真是太好笑了，他还以为他有多高明呢，结果，他全错了。他还在为斯坦节逊的下落奔波呢，而那家伙就像一个还没出世的孩子一样和这个案子没丁点儿关系。我敢说他现在已经找到那个家伙了。”
说到这里，他得意地呵呵大笑起来，一直笑到差点喘不过气。
“请问你是怎么找到线索的？”
“嗯，我都告诉你们吧，华生医生，虽然这是绝对机密，但我们是自己人，可以谈。破这个案子的第一步是弄清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会登个广告，等知情人前来报告，或者等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来报告。我却不这样做，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八点，’她不停地咽口水，企图把激动的情绪压下去，‘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说，有两趟火车去利物浦，一趟是九点十五分，一趟是十一点，他坐的是第一趟。’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那个女人听我提出这个问题，一下子变得面无人色。过了好久，她才告诉我是最后一次，但她说话时声音是哑
“记得，”福尔摩斯说，“那是从坎伯韦尔路229号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的。”
葛莱森一听这话，就变得非常沮丧起来。他说：“没想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你有没有去过那家帽店。”
“没有。”
“哈！”葛莱森放下心了，“不管可能性有多么小，你都不能让这机会白白浪费。”
“对一个伟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是在引用谁的至理名言似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