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知年看着他没动，他就抬手不轻不重地碰了碰郁知年的脸，说：“发什么呆。”
“不是说小县城，”他评价，“挺热闹的。”
郁知年解释三文的节日，问杨恪：“你没带东西么？”
“让助理先拿去酒店了。”杨恪告诉他。
他们往打车点走，郁知年问他怎么不说就来了，杨恪便说：“取消了
接起来后，他听见杨恪那头的背景音异常嘈杂，嘈杂得不像杨恪会待的地方。
“郁知年，”杨恪在那头说，“你没跟我说过三文的火车站人这么多。”
郁知年心跳加速，呆在原地，手里的啤酒罐差点掉在桌子上，过了几秒，他问杨恪：“你在哪？”
“……”杨恪并不生气地反问他，“你说我在哪。”
郁知年急匆匆地和梅齐几人告了别，打了车去车站。
找了些纸质的资料先行阅读，一边写了一份新的研究计划，还申请到了一些资金。
他在三文重遇了以前的几个同学，也获得了不少帮助，每天都过得充实。
杨恪早晚都会来电问候，由于杨恪的话不多，但又像很不愿意挂电话，最后只好都由郁知年来说。
时间慢慢流逝，郁知年也不知该如何定义他自己和杨恪的关系，只是人似乎变得安心许多。
比起之前在宁市做流动人口的项目时，漂泊无依与挣扎的情绪少了，而真正在做研究的感受多了起来，更专注了一些，也不再惧怕等待杨恪的来电，因为不再是等不到的。
三文的市区很小，十来分钟就到了，郁知年下车，看见许多人从通道里走出来。
最近是三文人祭祖的节日，因此返乡的人格外多。郁知年走到出站口旁，四下张望找杨恪的身影，天早就黑了，出站口灯光不够亮，只能看见提着大包小包的人蜂拥而出，看不清脸孔。
他只好给杨恪打电话，手机刚放到耳边，手腕忽然被人握住了，有人从背后抱住他，说“笨”。
电话打通了，抱着他的杨恪的手机响起来，杨恪捉着他的手腕，挂掉了电话。
郁知年回头看，杨恪穿着很普通的T恤和裤子，没背包，头发理得更短了些，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像他们刚认识不久时的模样。
七月初的一天夜里，郁知年和来三文办事的梅齐聚餐，另有另两个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他们坐在路边的小饭店里，开了几罐啤酒。
梅齐说起郁知年初中时的事，说郁知年是学校里的明星，长得好看，学习也好。几人聊着聊着，打趣起郁知年来，问郁知年是不是找过不少女朋友。
郁知年被他们说得不好意思，手机忽而响起，杨恪给他打了电话。
这天早上，杨恪破天荒没联系他，他还以为杨恪有事在忙，发了消息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