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
（“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