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不像是干出租的。”我评论道。
林云介绍说：“这位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研究员，他……您刚才说您的专业是？”
“我从事远东经济去的未开发地区资源综合规划研
“听，松涛声！”林云兴奋地说，但我没有那个雅兴，只顾裹紧大衣。在纷飞的雪雾中，远方的山峰只有模糊的影子。
班机从莫斯科飞了四个小时在新西伯利亚机场降落，我心中的陌生感比一星期前在莫斯科机场降落时又深了一层，只有想到这里离中国更近了，才感到一丝安慰。
接到那个留言后，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信息后面有很多东西，但我做梦都想不到真的会有到西伯利亚来的机会。一周后，林云通知我同她一起参加一个技术顾问团赴俄罗斯，她告诉我，中俄两国关于在中国境内组装苏30歼击机的谈判已基本完成，这个顾问团是随一个低级别的军事代表团赴俄敲定一些细节问题，我是顾问团中惟一的一名雷电专家。我感到这事绝非巧合，就问林云她是怎么搞到这种机会的，她神秘地说：
“我使用了一次特权，这种特权在找大型机时我都没用，这次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我不知她说的特权是什么，也没问下去。
到莫斯科后，我发现在代表团的活动中自己根本没事可干，林云也一样。我们跟着代表团访问了苏沃霍夫设计局，又跑了军工联合体的几个装配厂。
在莫斯科的一个傍晚，林云向团长请假后出去了，深夜才回到饭店。我去她的房间看她，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眼睛红着，脸上有泪痕，这让我很惊奇，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不会哭的。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不好问，以后在莫斯科的三天里，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从这件事我发现，林云的生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代表团登机回国时，我俩却登上了飞行方向基本相同但目的地近得多的飞机。其实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并不比从北京去近多少。
我们在机场找到了一辆车去诺克思柏科市，司机告诉我们要走60公里路。冰雪覆盖的公路两旁，是无边无际纷飞的雪雾和黑色的丛林。林云能讲一口不算流利的俄语，她和司机好象很谈得来。那司机扭头看了一眼冻得发抖的我。似乎同情我不能加入他们的谈话，突然改用很流利的英语继续对林云说：
“……科学城源自50年代末的一个浪漫的想法，这种想法充满了当时的那种单纯和天真，一种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其实，它并不像你们所听到的那么成功：它远离大都市去，交通困难限制了科技辐射作用，徒劳地与大都市抗争，最后不得不眼看科研人才迁往更大更理想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