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之乱，究其过程，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
关系，他单纯是想多
。
有趣
是，别看余懋学对徽州丝绢案有诸多批评之词，却只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
句：“乃若丝绢均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喙，以滋纷扰。”
什意思？现在丝绢案已经过去，
也不好多说什，免得再生变乱。
余懋学心里很清楚，徽州“人丁丝绢”税惹出那多风波，费多少力气才算谈妥。他身为徽州人，可不敢轻易言改。万因为自己言而再起纷争，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不可。
批判张居正容易，再辩论次徽州丝绢税？还是算吧。
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抓捕。”
胡执礼和郑国仕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压力，才发牌捕拿。现在徽州府否认，加上余懋学在北京几个朋友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等人也写信过来劝其守正，抚、按两院乐得顺水推舟，改口说既然不是豪右作乱，那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然后，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动作。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罪碴儿，心里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结果原本给程任卿判是充军，被张居正这插手，最后变成斩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张居正和王篆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处于多危险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至于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
余懋学这次上疏，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直为释放程任卿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
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评通朝廷对徽州丝绢案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檄文般。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偏袒歙县，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余懋学讲这个故事，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条鞭法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事情就为针对个回家待业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最多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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